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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凉山:最悲伤作文将面临最悲哀结局?

原创特评·作者:韩青
 
前不久,四川凉山州四年级小学生的作文《泪》被索玛基金会的支教老师放在网上,引发外界热议,被称为“被悲伤作文”,大凉山的社会问题也被放在聚光灯下讨论。凉山当地如坐针毡,这两天下发通知,要求所有支教老师持证上岗,同时限期拆除已运转三年的爱心小学。
 
 
在当地政府眼里,孩子的失学不是问题,凉山的贫穷也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些外来志愿者,将孩子们的经历放到了网上。这篇作文折射出民众的贫困、政府的无能,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觉得甚为委屈——“县里所有民政政策都是落实到位的,孩子不是没人管”,凉山“也并非一些媒体臆想的那么贫穷”,越西县分管教育的陈姓副县长就对媒体直言,《最悲伤作文》对县里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他们也许不能解决这些沉疴顽疾,但至少,能解决正在曝光这些问题、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以前他们对公益支教睁只眼闭只眼,是因为这些志愿者的工作可能会对当地政绩有所助益,可当这些问题引发外界关注时,他们会觉得,当地的形象正因此受到损害。赶走这些志愿者,关掉这些爱心学校,也就不再是讳疾忌医,而是对症下药了。
 
也许有人会怪索玛基金会,你们为何不能低调行事?尽管这和责怪强奸受害者不加检点是一个逻辑,公益的是非对错本不应以高调低调区分,但还是需要从事实上说明,索玛基金会在策略上已经尽量低调。我早在7月初就在网上看到那篇作文,还特意询问基金会的“老邪哥哥”是否需要联系媒体报道,他的回答是不需要,只是将其作为支教老师的见证,无意扩散。但网络传播自有其规律,不一定合乎他们的本意。
 
 
这篇作文被新华社报道、被央视新闻1+1关注后,索玛基金会更是加强与当地的私下沟通,“保持沉默,战战兢兢,一忍再忍”,甚至不去澄清一些质疑,而是配合当地政府的说辞。但等到的结果,却是驱逐与拆除。无论这些公益人如何努力,在当地政府眼里,他们都已经是“不受欢迎的人”。越西县陈副县长表示,“一些老师的做法,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对这里产生了伤害。”
 
公益,就是这样成为“公害”的。而这种演变,又岂止现在,又岂止凉山。比如北京周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河南商丘的艾滋孤儿学校,就被指责是“无证办学”,“限期关闭”;河南兰考火灾后,“爱心妈妈”袁厉害被质疑是“非法收养”;环保人、维权人印制宣传资料,被以“非法经营”为名刑拘;女工机构“向阳花”遭多次逼迁、约谈后,被要求“依法撤销”……
 
 
尽管他们曾获社会认可或政府表彰,但只要让当地觉得在给自己添麻烦,污名就会随之而来。在《境外NGO管理法》即将出台的大背景下,公益到公害的演变正在加剧。尽管受助者的需求没有减少,公益人的做法依然如故,但整个政府从上到下,似乎越来越容不下这些杂音、这类闲人、这种热情了。维权类的公益机构首当其冲,如今,爱心类的公益机构也难幸免。
 
从公益到公害,只在一念之间,而从公害到公敌,只有一步之遥。前者的嬗变点,在于有没“添麻烦”,后者的转折点,则在于是否“不听话”。所以,当我看到“老邪哥哥”要“冒着‘被嫖娼’、‘被吸毒’、‘被藏毒’的风险”,就拆除爱心学校一事申请行政复议、并在微博上发声抗议时,只能说,他很快就要“自绝于人民了”。这些年,真不知有多少原本只是爱心满满的公益人被这样逼成了“公敌”。
 
 
这样的抗争,其实很难撼动已经下达的驱逐令,因为这一次,凉山当地祭起的是法治的大旗。至于索玛基金会被赶走后,缺老师怎么办,当地回应,“这是由历史的客观原因形成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县也存在。而县委县政府连续4年多,都把教师队伍的补充放在所有事业单位队伍补充的第一位进行的。”爱心学校被关停后,原来的学生怎么办,当地回应,“孩子们肯定不会没学上的,具体办法还在研究中。”
 
那真的只要有证就可以吗?当索玛基金会告诉校方,可以派有教师资格证的支教老师过去时,校长立刻回复:算了,还是不要来了。而陈副县长则表示,“有教师资格证的,通过县教育局依法、依规申请的,我们欢迎。”有证只是必要条件,核心条件则是要通过县教育局申请,真正的担心则是,“要是再闹出一个这样事儿来,你说我们怎么承担?”
 
相比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官大人们的脸面更重要。凉山州,就差在路口挂一个“公益止步、关门谢客”的横幅了。
 
最悲伤的作文,收获的是最悲哀的结局。这是索玛基金会面临的尴尬,也是中国公益人困境的缩影。支教老师被赶走后,即便还会有“最悲伤故事”,但至少,不会有“最悲伤作文”了,大凉山,依然可以活在自己的“世外桃源”里。
 
作者注:文中报道引用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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