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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组织面临新的GFW,未来何去何从

原创评论·作者:傅宽念
近年来,随着社会建设逐步上升为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施政方向,社会组织和从业人员急剧增长,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各地都呈现一派社会建设的早春气象。
不过,自2013年以来,不少非政府组织发现,在春天的背后,等待他们的是肃杀的深秋。尽管官方文件在谈到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时一再强调“社会协同”,但他们感受到的却是“胁迫社会”。这一过程包含了防火墙建设、政策修辞和资金吸纳三个紧密关联的部分。
 
 
首先是构建社会组织发展的防火墙。
尽管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产生是全球志愿主义理念传播的结果,尽管国际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推动本土非政府组织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官方倾向于认为,必须像管理互联网一样,将本土非政府组织与其国外同行隔离开来,从而确保非政府组织的可管可控。
否则,不但非政府组织所服务的人民群众容易被别人用心的人士利用,而且非政府组织本身还会成为敌对势力从内部瓦解体制的“特洛伊木马”。这样一来,非政府组织就不但失去了与国外同行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只能在精心编织的“社会组织局域网”内按照官方的既定规则和目标行事,非政府组织已经失去了基于志愿主义的自由结社的基本内核,已经被“胁迫”为基层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
 
 
其次是以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官方话语来修饰对草根非政府组织的持续打压。
在今天的社会建设领域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两幅截然不同的图景:一张是生机勃勃的社会组织的春天,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连年增长,社会组织孵化基地遍地开花,登记注册门槛不断降低,项目招投标和评审评估日臻规范,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会治理和社区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张是寒风凛冽的非政府组织的严冬,既有政府合作项目被莫名中断,办公场地被不断逼迁甚至遭到打砸,工作人员及其家人被威胁警告,机构正常对外交流活动被严格限制,机构合法地位岌岌可危,非政府组织俨然是不受欢迎的“麻烦制造者”。
 
2007年,因工伤而成为维权志愿者的何晓波创办了自己的工伤维权工作室。2012年,南飞雁以“社工机构”的身份在佛山市民政局登记注册。今年7月,南飞雁位于顺德的社区公益图书室被指“非法经营”,要求关门。8月23日,一场工伤法律讲座被中途叫停,据在场工友回忆,当时有十几个穿不同部门制服的人清场,当日图书室被断水断电。与佛山市救助站的社工服务合作也被提前终止。
 
表面而言,这两幅图景南辕北辙,但实际上却互相呼应。因为,如果不清理好、规训好草根非政府组织这根随时可与“墙外”发生关联的杂草,社会组织局域网就可能随时被病毒感染。同时,如果没有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官方话语,对非政府组织的严格限制也会失去正当性,更不符合外界对政府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建设的强烈期待。
 
 
第三是以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来吸纳非政府组织。
社会组织的防火墙斩断了非政府组织与外界的联系,对他们的持续打压捆住了他们的自选动作,如果非政府组织想要继续在既有体制内维持合法的可持续存在,就只剩下被体制吸纳一途。仅以劳工领域为例,在遭受各种系统性体制挤压后,一些劳工机构开始寻求和政府合作,转型为社工机构,进入政府购买服务的名单,从而继续为工人提供服务,同时缓解自身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在于,劳工机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自主选择与政府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政府资金在机构资金来源中的比重?如果不是,名义上的“社会协同”就变成了实践中的“胁迫社会”。
 
今年6月,南飞雁在佛山市民政局的机构年审中被评定为“基本合格”(如果机构连续两年年审“基本合格”,将依法撤销)。8月,本应年底到期的与佛山市救助站的社工服务合作提前终止。拿到了的2015年度市级社会组织发展专项扶持资金项目的10万元资助在公示后没有了下文。
 
需要指出的是,“胁迫社会”并非什么新发明,它是原有经济建设的思路在社会领域中的突出体现。实际上,目前官方极力打造的社会组织热潮可与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及之后的“政企分开”类比。当前社会组织建设的目的在于在社会领域中培育出一批政府可管可控且能完成政府任务指标的“国有企业”,它们是政府转变职能和“政社分开”的结果。
 
对政府而言,最好的社会组织当然是体制内生的社会组织,而非西方舶来的非政府组织。但是,社会领域毕竟不同于经济领域。经济领域中,政府通过行政许可等手段,可以将某些高利润行业(如通讯、石油、广电等)以关乎国计民生的名义特许给国有企业经营。在社会领域中,政府很难进行类似设定。因为,通常非政府组织从事的活动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一群有热情的志愿者就可以开展。正是顾忌到非政府组织对体制内生的社会组织在价值取向、活动能力和影响范围等方面的巨大冲击,政府主导的防火墙建设、政策修辞和资金吸纳的“三部曲”才得以粉墨登场。
 
社会协同变成胁迫社会的后果是不容低估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分化并自主发挥作用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它能都有效保证,某一方难以发挥作用时,其他两方能自主弥补空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虽然市场的地位一再被强调,但由于市场和国家的边界不清,权贵资本主义的倾向屡被诟病。可以预计,如果今后的社会建设中社会协同被扭曲成胁迫社会,不但社会组织会沦落为政府的小伙计,社会自身也无法成为独立的力量。这意味着,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方架构中,当某一方失效或产生不良后果时,其他各方进行弥补和纠正的能力非常有限。
 
 
 
笔者认为,当前对“社会协同”的理解和定位亟待调整。
 
首先,协同不等同于配合协助,社会组织不应在治理中沦为次要的伙计角色;
 
其次,协同也不能理解对政府确定的议事日程和行动方案的附和,而应理解为经过深入的平等协商达成共同的目标;
 
再次,协同更不能理解为胁迫,不能将社会视为治理对象,由政府单方面确定一系列规则强加给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力量。
 
协同应理解为求同存异,借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所言,社会治理应是“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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