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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规划:永远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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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南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草案)今天开始将进行为期30天的公示(点击阅读原文看草案+提意见)“首都目标”一如既往地有“中心思想”——北京要打造成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的中心。

不过,这些“中心思想”都太宏大了,一个普通老百姓恐怕“觉悟不够”,那么来看看具体的民生目标:

就北京目前的状况而言,在14年内实现上述目标,还是有可能的,但真正回应北京居民需求就有点难度了。

以养老为例,在“十二五”期间,北京市用5年时间把养老床位数由7万张增加到12万张,官方预计到2020年可以到达15万张,这样的建设速度看来,2030年达到18万张还是有可能的。

不过,老年人口的数量却远超床位数。

官方预计,到2020年北京常住老年人口将超过400万人。

至于服务特别好的养老院,恐怕要从出生开始排队才可能住进去:

根据《北京晚报》报道,对于政府来说,每张床位实际建设成本约55万元,包括征地、建设成本、人工成本等。如果按照这一成本计算,通过集约化分摊开部分建设成本,实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至少要投入好几亿。

此外,在建设床位之余,现时政府主推的是“居家养老”、“社区养老”,通过在社区和街道建立养老服务驿站,来解决养老问题。

养老院,图片来源:网络

总的来说,不管是多建床位还是做居家养老,最要紧的是解决“钱”和“劳动力”的问题——对于增加医疗床位、文化与体育空间面积也是同样道理。

那么,“钱”和“劳动力”从哪里来?

那固然是企业以及居住在北京的人了,2016年北京市公共预算收入突破5亿,支柱行业是科技型企业,总部经济,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从产业分布看,第三产业增加值最大,增长了7.1%。

《北京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是2172.9万人,其中处于劳动力年龄的在15-59岁的人口数量为1600.7万人。而常住外来人口807.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7.2%。

非户籍常住人口比例

根据2015年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北京的外来人口有6成以上是进京就业的,而且大多是年轻人,属于劳动力市场的新力量,但近年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过程中,外来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北京市人口增长数据

要实现上面的N个小目标和成为各类中心,劳动力和人才的保证必不可少,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又有另一个重要目标:在2020年后,人口规模长期稳定控制在2300万人。

人口老化都是无法避免的,根据估计在2020年时,北京常住老龄人口是400万人,那么当要求人口总数保持在2300万,北京的人口抚养压力势必加大。

不过,在规则者心里有一个如意算盘——清理/限制的是低端就业人口,留下对经济发展更有利的高端人口。

北京市统计局在2015年的统计报告中就指出,首都功能疏导使得“常住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市就业者的素质稳步提升”。看来,政府部门对清理结果非常满意。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周立云也曾表示:“北京调控人口规模与限制外地人来京发展就业是两个概念,角度不一样。”,“人口急剧增长,为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来北京工作的以年轻人居多,这是北京发展当中人口红利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难怪北京积分入户政策最初版本规定申请人不得超过45周岁(后取消了该限制)。

北京市的各类居住证件,图片来源:网络

不过,现实没有那么理想化,北京居住的外地人长期受着高房价、孩子读书难、空气污染折磨,受教育水平高的年轻一代已经不想留在北京工作了,《社会建设蓝皮书:2015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显示,在大学毕业生群体中,有八成表示自己拟在35岁前离开北京。

此外,当北京在疏导首都功能而关闭服装批发市场、清理低端就业人口时,正变相增加了北京希望留住的“高端人才”的生活成本——促使他们更想离开这里。

2015年《华西都市报》统计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段成荣曾分析:外来人口就业的比例甚至超过99%,这说明我们的城市需要他们,他们从事的低端服务业是许多所谓高端人群生活必须要的,如果没有他们城市就瘫痪了。

在严控人口规模和清理低端人口的过程中,《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还将面临另一个矛盾,如何实现“建立公平、优质、创新、开放的教育体系”?

通过令随迁子女无法入读公立学校和正常升学,促使其父母离开北京,“教育控人”的清理手段已经成为“有效”途径而且北京一方面拥有在全国范围内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一方面在异地中考、高考上几乎彻底切断了随迁子女正常升学途径,如果建立公平、开放的教育体系,那就意味着要放弃这一“有力的”控人杠杆。

其实,规划里更大的BUG还在后头!

回到疏导首都功能需要控人的原因上,甚至会发现通过清理低端就业人口来进行疏导,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根本是不可能任务。

因为,外来人口并不是导致北京患上“大城市病”的原因。

“36大数据”进行了北京市本地人和外地人活动区域对比,发现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有一半外来人口居住在五环外:

而且,即便是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外来人才,也并不真的活跃在城区:

*本视角观察的“本地人”和“外来人”并非是城市的全部人口结构,而是20-30岁已毕业的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群体。此外,与常住外来人口的户籍区分方式不同,此处的“本地”、“外地”主要按照出生地来分辨。

“36大数据”研究发现,外来青年人才大量安居(或租住)在海淀东部北部、朝阳、顺义、通州、亦庄、大兴等区域,在城市北、东、南三个方位形成一个倒C的包围圈。尤其是,在回龙观、天通苑、沙河、宋庄以及黄村等部分区域,如果你遇到一个有大学以上学历的青年人,那么他/她有90%以上的可能会是个外地人。

在北京,外来青年人才平均通勤距离近20公里,他们从事信息技术、软件、互联网、新材料、新型制造业等高新技术行业工作。而本地年轻人才更多居住在东城、西城、海淀西南部、丰台东南和河西、门头沟、房山等区域,呈带状分布。

北京通勤的上班族,图片来源:网络

图中本地青年人才居住比例(即青年人才中,本地人比例)最高的单元,是长辛店的63%和苹果园的55%;在中心城区,本地青年人才居住比例最高的单元依次是新街口55%,右安门54%,景山52%,以及大栅栏50%。就业方面,本地青年人才比例最高的单元依然是长辛店的56%和苹果园的55%,三环内中心区域本地人才就业比例较高的单元有交道口54%、大栅栏53%、白纸坊52%、东铁匠营52%和展览路51%。

大体上看,在国家部委、机关事业单位、文化、医疗、商贸等岗位密集的区域,本地人才比例稍高;在金融、教育科研、文创产业等行业密集的区域,本地与外地人才的比例相似。

有分析指出,“大城市病”的原因表面看是人口规模过大,但真正的原因则是人口分布失衡,比如,北京核心区域人口过密,主要集中在面积狭小的五环内,而在这些区域活动的更多是本地人。

早在2011年,时任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的李铁就直言:城市承载力是伪命题,清理外来人只会人口更多。

李铁分析的逻辑并不复杂,以北京为例,在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超过它的城市承载力,但不仅城市发展没有出问题,而且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并不低,诸如堵车、治安等问题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总会发生的,不能说因为超过承载力才出现,至于“人口清理”政策,过去的收容遣送制度都挡不住外来人口,那么这类政策从历史上已经证明是无效的。

此外,在上一个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里,制定的人口规模是1800万人,现实中这一人口规模早已突破,但交通等城市建设规划并没有跟上。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如果不想再被现实中的人口数量打脸,并且实现它的民生小目标,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还是别纠结在人口规模这个数字上,好好对症下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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