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NGOCN > 骂衡中模式的人,又怎么回答应试平等的“神话”?

骂衡中模式的人,又怎么回答应试平等的“神话”?

作者:邓蔚玲
 
衡水中学进入浙江,能引发对教育生态的强烈关注,可以说是因为教育由应试向素质的艰难转型,被视作深陷危机的中国社会仅剩不多的一个理想符号,是全民期盼的由“非人”向“人”的文明进步。
 
有目共睹的是这个理想和进步的土壤是极其稀薄的,人们所恐惧的不光是衡水中学军事化教学模式本身带来的压力和破坏力。
 
评论者尚未注意到的是,更深的恐惧可能来自衡水中学潜在的吸引力,会像镜子一样,再次照出我们自己的心理矛盾,想体面地生活、随性地学习,但又放不下胜人一筹的骄傲欲望,仍旧不停询问:比不过人家的孩子怎么办?
 
帝王思想渗透教育
谈论教育生态,大致有两种思路:
 
一,教育作为社会资源的一种形态,辅助个体嵌入生产关系,和其他物质、文化资源一样,有分配不均的问题,导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不公。
 
二,教育作为权力结构的一种表达,透视着个体和集体身份在社会互动中被建构的过程,清楚地映射出人们的焦虑和寄托。目前大多数来自教育研究者的批评,指向衡中和其他“超级中学”加重了学生的枷锁和社会资源失衡的砝码,既不会提升区域升学质量,也不惠及多数学生,更可怕的是它们灭绝人性的训练手段(见卢晓东等《“超级中学”并不“超级”》和杨东平《警惕“超级中学”恶化教育公平和教育生态》、《“超级中学”的五宗罪》)。
 
“超级中学”的残酷不值得人们去为它寻找说辞,但是值得更深入的分析。一个中学——或者一类教育实验——在它运作的有限时间和空间内,并不可能是唯一的祸源,它的每一个问题都对应着一系列和权力有关的社会危机,教育实验就是权力结构在学校场景中的演绎和延续。
 
应试教育让每一个学生直接背负焦虑和寄托的压力,让“人”退至“非人”;而素质教育在“减负”和“全面发展”的要求下,把直接压力变为间接压力,却未必把学生和学习压力的关系放回到身份和社会危机的大关系中进行检视。
 
衡中存在和扩张,本身反应了应试教育的存活力。而素质教育的脆弱,不在于教育生态里还存在着“衡中”这种教育经验和模式,而是二者共生在“帝王”教育之中。
 
帝王思想几千年没有断过,可怕的是在和平年代,连普通人都不停地盘算着怎样觊觎特权的可能,凌驾于某些规矩之上,循环往复,不见出路。崔卫平很犀利地说过,中国人空手来到一个选择和宽容都不多的世界上,可以用牺牲自己和无尽的服从换来可观的回报,实现“出人头地”的愿望;出人头地不仅是进取心,这个愿望只有在旁人围观、见证自己荣华富贵的时候才得以实现。
 
正是这种乞求出人头地的“帝王”教育,在吞噬着始终都少得可怜的教育资源和生活机会,让人在强烈的比试欲望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犯错误的代价。
 
值得关注的是,“帝王”教育的比试心态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小到和邻居家的孩子比、和同学比,大到中学抢生源、大学拼排名。在中国几乎所有可接触到的教育形态都在灌输出人头地的梦想,一种是为了资源明争暗斗,一种是为了合群奋不顾身。我们乐于批评应试教育制度,说它越来越八股,越来越灭绝人性,迫切地想改变它,却极少问问它哪来的这种韧性。
 
素质教育的“自由”谜底
现在,有学校、教育行动者已经作出大胆尝试,跳脱高考的引力,不把“北大清华”之流放在眼里。
 
这样的变革目前只能发生在经济条件最好的城市。北大附中可以花几个亿去全面翻新校园,推出多样、流动的教学体验。强有力的改革推手之所以可以鼓动学生不只把目光投向“北清”,不在乎学校的高考名次,惊天动地地搞素质教育,是因为这些学生在家庭的支持下已经可以将一条腿跨出国门、跨出体制,可以完完整整、健健康康去做一个“人”,去享受全世界最令人羡慕的博雅教育,无需赘述。
 
这固然是好事,也许北大附中可以在精英群体中成为一个漂亮的异类,慢慢松动高考的价值,也许还会稍微触发自上而下、自精英至平民的意识改变。这是作为一个精英机构和社群的学校值得去尝试的。
 
 
素质教育是否只是精英的自由?它成就了谁,又将谁抛弃?精英的自由通过重新划分地域、族群和阶层建立新的经济、文化秩序,划定占优的一方为“人”,剩下的(大多数)为“非人”,并将“人”所享受的生活体验和价值取向作为普世标准推广,似乎大义凛然地要去解放经受应试之苦的学生。
 
但是为保障精英圈子不和卑微接壤,素质教育需要不断强调自己远离了被污染、反文明的教育生态,只吸收和打造高洁的人生,把在现实里挣扎的人群扫进落后世界,屏蔽社会边缘与中心之间不平等供给关系的画面。
 
只能通过应试教育求得社会认可的人,选择余地匮乏,而所谓的博雅教育则成为精英圈子的防火墙,让一小部分人可以讨论和享受一定的秩序和自由。这个秩序和自由的基础原则就是不要像“那些可怜人”一样生活,它并不缓解全社会的焦虑和危机。
 
当素质教育仅仅打出反对“非人”教育的旗帜时,它只能靠否定所有挣扎在“非人”世界的人生,来存在于社会中。同时,校内的“减负”滋生了校外巨大的培训产业,实际上提高了应试教育的参与成本,素质教育的准入门槛也会水涨船高。如果素质教育不去挑战“人”与“非人”、“自由”与“不自由”、“文明”与“反文明”之间的划线,反而会让社会隔离愈演愈烈。
 
应试教育制造出“平等”的神话
宽容,即打破界线,而这条线恰恰是应试教育的杀手锏。
 
相比素质教育,应试教育更直白地标示出这条界线,告诉人们只要你跳过去,就有更广阔的天地任你遨游。河北的衡水中学也好,安徽的毛坦厂也罢,这一类魔王级别的超级应试工厂把鲤鱼跳龙门的信念夸张到极致,却又直截了当地传递出“社会阶层不是铁板一块”的信息。
 
实际上,社会不平等是把好生活许诺给底层平民,但是让他们永远得不到。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平民大众都会挤破头去争取。应试工厂是整个社会生产出来的大机器,它仅靠极少数跳过龙门的鲤鱼的代言,就可以持续盈利和运作。
 
残酷的是,表面的诺言让底层的人始终存有愿景,这个愿景的成像比生存资料庞大得多,和现实的艰辛一起让尚在奋斗的人苟且而焦躁地活着,将无法实现理想的人送进愤怒和绝望。
 
许多人会追溯到学生的原生家庭去讨说法。也有人为残酷的应试训练辩护,称它仍为穷人撑开一线希望。双方的意见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严重遗漏。
 
一方面,原生家庭经常被批评者指责为向孩子灌输“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不顾及年轻人的长远发展。但是一句“虚假”,允许批评者以优越的姿态介入受批评者的生活轨迹,双方的合作会因为保持差距的需要而破受限制。对于育人者和教育研究者而言,体谅经常比评判更有效。
 
另一方面,应试教育也不是为穷人而设的,它只是死板地维护现行体制内的升降准则:牺牲快乐和健康,让人性饱受挤压、支离破碎。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均,配合出人头地的迫切愿望,让应试教育拥有庞大的市场,使其得以不断抬高价位,而底层对此束手无策,只有服从。
 
我们需要怎样的素质教育?
我们千呼万唤的素质教育到底是为谁设计的教育?它如果继续生长在“帝王思想”的土壤里,恐怕依旧会落窠臼,在相互交叉、咬尾的社会问题中,变成少数人的空中楼阁和多数人的海市蜃楼。
 
它以现在的门槛和姿态推广或不推广,都很难改善社会的宽容程度,经济上对穷人不宽容,文化上对边缘群体不宽容。浙江的反对者们竭力阻止衡中侵蚀自己的教育生态时,是想把这个怪物限制在它的老家河北,还是对自己在“出人头地”的竞争机制中的角色亦有所反思?
 
眼看一年一度的高考大战又要上演,人们仍会继续追问“高考是否改变了我的命运?”
 
有些人在素质教育中前途开阔,另一些人在应试教育中殊死一搏,个体命运改变与否不会影响到两个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已经四分五裂的社会需要识破刻板印象和打破群体边界的教育,而高考的弊端和必要决定了青年学生要花时间去修复高考制度带来的损伤。
 
在这方面,一些行动者已经走在了大众教育的前面。有勇敢降低或摒弃考试价值的学校改革者,比如始终希望继承北大博雅传统的北大附中,和尝试包容和转变不受欢迎的“差生”的先锋学校。但作为精英的孵化器,它们如果可以做到尽量回馈公共裨益,那么也是精英素质教育中的探路者了。
 
另外,也有勇于以生命故事做抗争、脱离主流发展轨迹的人,例如近年活跃起来的女权主义者。她/他们更直接地面对社会不公,关注劳工、暴力、道德问题的重新解读,突破阶层隔阂,对峙僵硬的体制框架,试图改变鸦雀无声的学习方式,刺激素质教育审视自己的缺陷。
 
这些行动者让身体戏剧和主题对话走到街头和社区,把认知世界的主动权归还给普通人,把对身体和情感的诚实认知上升到正当知识的层次,剔除对个体和群体简单粗暴的定性,还原人的复杂。
 
在很多学者和大众看来颇为颠覆的行动者教育,其实看到了现行的教育思路已经失去了重新想象和转变未来的能力,从而从僵化的教育设计中跳将出去,另辟天地。其中“让人成为人”的实践既不在飘渺的未来,也不在高远的精英圈,而在此时此地对一个普通人的宽容和尊重。可谓之“平民教育”。
 
本文作者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博士候选人

了解抗疫现场,参看财新“万博汇”:

推荐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