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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儿童屏幕时间其实是个女权问题

本文原载于Jstor Daily,《HAPPY MOTHER’S DAY: KIDS’ SCREEN TIME IS A FEMINIST ISSUE》,作者:Alexandra Samuel

编译作者:散漫的爬墙小组

 

注:屏幕时间是指使用电视、电脑、平板、手机等带屏幕的电子产品的时长

我们理想版本的童年和母亲形象有了一个新的敌人:儿童屏幕时间。

 

家长被警告说儿童使用屏幕的时间正让儿童变得肥胖,损害家庭关系,甚至可能导致脑损伤。把你的iPhone给你的孩子玩也许不会像給孩子们香烟或海洛因那么糟糕,但就算不提其他家长那表示不赞同的瞪眼,单从媒体报道的角度,那些所谓坏家长的海报都是父母边吃饭边发短信,而孩子有样学样。

 

让我们回到现实。当我们认为儿童使用屏幕时间过长是坏家长的做法,我们其实是在说这个母亲不好。

 

毕竟,根据Lyn Craig和Killian Mullan的一项2011年的研究,母亲照顾孩子的日常时间是父亲的三倍,母亲单独照顾孩子的时长也是父亲的四倍。当我们担心父母正在依赖电子设备当保姆以缩减自己照顾孩子的职责时,我们其实在担心母亲把自己的需求和孩子并存,或者放在了孩子的需求前面。

 

任何时候当有人想出一种使母亲更轻松的技术,这种担心都会抬头。作为母亲,我们应该拥抱,或者至少无怨无悔的承担一切养育孩子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在购买杂货、做晚餐或去洗手间时有小朋友围绕在身旁。我们应该拖着在办公室工作一整天的疲惫后回到家加第二轮的班,然后倒头就睡,直到不可避免的被闹醒。我们应该与人保持距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认为哭闹的孩子对餐厅顾客和飞机乘客而言是犯罪的世界里。

那些把智能手机塞给孩子的母亲正在选择一条容易的路径来摆脱这些挑战。但既然状况百出的育儿过程告诉我们这里没有捷径,当有人教我偷懒的时候我当然非常感激。

 

我知道如果让孩子玩手机,我就能在没人想做饭或者洗碗的夜晚安静地在饭店享受晚餐;我知道如果让孩子看视频,我就能有好一段时间安静地接听业务电话;我知道如果让孩子玩《我的世界》,我就能和朋友好好聊天。史蒂芬·乔布斯可能禁止了他的孩子使用iPhone和iPad,但我打赌他一定会重新考虑另一种情况——如果他每天都呆在家陪孩子而不是运营苹果公司,他是否还会禁止孩子使用电子产品。

 

我并不认为让儿童频繁地使用电子产品毫无危害。但当我的孩子在没有网络连接的情况下对我百般纠缠,我实在别无他法,我已经厌倦了关于电子设备的纠缠。

 

那些声称电子产品残害孩子的论点经常遭到驳斥。我以“多少家庭能有节制地使用电子产品”为题做了一个研究,访问了超过10,000对北美的父母,结果显示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越多,就越少出现诸如沉迷电子产品之类的问题。

 

我们对于屏幕时间的异常执着根本和儿童无关,而是针对母亲。真正在屏幕时间背后的问题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不喜欢那些能让母亲生活更轻松的创新。

 

只需瞥一眼现下人们对另一项给予母亲更多自主权的创新婴儿配方奶粉那压倒性的态度就知道了。我们知道母乳喂养对孩子的健康有明显的益处,但这仍旧不能解释当你在公共场合用奶瓶给孩子喂奶时吸引到的那些惊恐的目光。正如Cindy Sterns所写,“奶粉喂养的决定让妇女将自己暴露于公众的指责下——她是一个将自己的需求、喜好或便利凌驾于婴儿利益之上的’坏妈妈’。相比之下,那些’好妈妈’被认为将婴儿需求放在第一位,即便母乳喂养对母亲造成各种不便或压力。”

 

当我们让女性因为使用额外的劳动力或明智的使用创新产品而感到愧疚的时候,我们不仅针对她们对孩子造成的伤害,还怪罪她们对地球环境造成了伤害。如果一次性尿布被认为是环境垃圾的最明显象征之一,那就意味着女性不仅应该对孩子的需求牺牲自我,还应该为更伟大的事牺牲。Stacy Alaimo的观点指出,紧紧围绕“在家里能做什么拯救地球”这个问题,人们的关注点从父权制资本主义转移到家庭和地方的责任义务上,而非企业的污染、政府管控不力的丑闻或者资本主义的原罪,但最终落在了使用尿布和煮饭的家庭主妇身上。

 

即使在当代环保这一论调出现之前,节约女性的时间也是为了更好的节约男性的时间或者拯救地球。“之所以首先购置农场适用的节约劳力的机器,是因为那都是男性独自的决定。”Joy Parr在自己引人入胜的‘加拿大人与美国人采用洗衣机之间差异’的研究中这样写道。

 

但无论我们是因为母亲对孩子的伤害而谴责,或是因为她们污染了环境而责怪,我们对于减轻母亲负担的焦虑植根于我们对将女性从家庭需求里解放出来的深切担忧。

 

正如Judith McGaw所说:“ 当女性理所当然地被看作为丈夫和孩子服务的工人,家庭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地仍然是不完全和肤浅的。新的家用电器进入家庭,但与工业机器不同,它们不是通过持续或大规模经营实现经济”,但另一方面,“通过机械化和专业化推动的大型农场加剧了农村妇女和社会的隔离”。

 

McGaw指出,“成功的非传统社会,如震教徒派和奥奈达社区的共产主义者开创了集体适用的制度,采取循序渐进的模式并共同承诺消除封建的家庭,以此克服妇女间的蔓延的孤独感。”

 

这种我们对协助母亲的技术产生的隔离感并非偶然,而是最基础的。女权主义历史和哲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强化女性的从属地位上扮演的角色。公共事务和政治历来都是男性的世界,家和家庭的私人空间则是女性的职责。正如Amy Allen 所写,“把女性从公共领域中排斥并不是偶然的或临时性的,而是公共空间的构成。”女权主义的历史可以被解读为争夺公私领域分歧的历史,其中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女性通过选举进入公共领域,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工作甚至竞选官职。

 

便携式电子产品是支持这种越界行为的最新技术创新。随着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被塞入女性的钱包或尿布包,带小孩的母亲不再害怕参加公共活动,去餐厅或咖啡馆:如果小朋友觉得烦躁不安,妈妈可以递给孩子这些设备。靠着这些数码产品的“防护”,不能被打扰的那些公共空间再次对母亲和儿童开放了,这也提供了类似一桌商业男士在会议午餐时,需要忍受附近有小朋友出没这样的令人震惊的场景的可能性。

 

 

我们对于儿童屏幕时间的警惕提升的如此之快并不是巧合,电子产品变得容易携带,电子产品的使用从私人的家庭选择变成了可以评论和争辩的公共话题。“儿童屏幕时间”的谷歌搜索频率在过去的六年中稳步增长,同时其它儿童相关的类似话题却保持不变。六年前正好是iPad上市的时候,也是安卓产品的销售超过iPhone的时候,这两项都推动了手持移动设备在儿童中的广泛使用。

 

当我们盯着那些允许孩子在公共场所使用电子产品的母亲的时候,我们并不会为她们使用科技产品感到羞耻。我们为更糟糕的事情是羞辱她们,我们因为她们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羞辱她们,我们因为她们将孩子带到公众场合而羞辱她们,我们因为她们不怕被看见而羞辱她们。

 

 

文内引用:

How Mothers and Fathers Share Childcare: A Cross-National Time-Use Comparison

By: Lyn Craig and Killian Mull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6, No. 6 (December 2011), pp. 834-861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The Work of Breastfeeding

By: Cindy A. Stearns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3/4, Mother (Fall - Winter, 2009), pp. 63-80 The Feminist Press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yborg and Ecofeminist Interventions: Challenges for an Environmental Feminism

By: Stacy Alaimo

Feminist Studies, Vol. 20, No. 1 (Spring, 1994), pp. 133-152 Feminist Studies, Inc.

 

What Makes Washday Less Blue? Gender, Nation, and Technology Choice in Postwar Canada

By: Joy Parr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38, No. 1, Special Issue: Gender Analysis and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Jan., 1997), pp. 153-186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Women an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Technology

By: Judith A. McGaw
Signs, Vol. 7, No. 4 (Summer, 1982), pp. 798-828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Public Sphere: Ideology and/or Ideal?

By: Amy Allen
Political Theory, Vol. 40, No. 6 (December 2012), pp. 822-829 Sage Publications, Inc. 

 

本文作者Alexandra Samuel是一位科技作家、研究源和讲演者,著有《善用社交媒体有效工作》(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5)。 她拥有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并定期为《哈佛商业评论》和《华尔街日报》写作。她的推特是@awsamuel ,个人网站是www.alexandrasamu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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