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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女性主义的敌人?《使女的故事》这锅,宗教不背!

作者:Jane
 
最近,美剧《使女的故事》火热,这部片包含了极权、女性压迫、宗教元素,剧评指片中的世界里,女人成了带腿的子宫。
 
而这种压迫则依靠“宗教教义”得以正当化,不过,本文作者却提出“这锅宗教不背”的“异议”,来听听文化与宗教的研究者是如何分析《使女的故事》:
 
 
电视剧《使女的故事》改编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 “基列共和国”,一个政教合一并以父权主宰一切的社会:女性被严苛控制,不能工作和拥有财产,依照剩余价值被分配不同任务。
 
其中一些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迫成为“使女”,使女被分配到统治社会的大主教的家中,代替不孕的夫人,与大主教交合,为他们繁衍后代。故事的女主角正是使女之一,更透过她的经历反映使女们被剥夺自由、身份和情欲的悲惨遭遇。
 
《使女的故事》虽说是虚构小说,描写的反乌托邦国度也异常夸张,似乎只有在极其极端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条件下才能产生,却能让观者感到“真实的毛骨悚然”,我想主要原因有二。
 
一、这个故事结合了现代社会两大毒瘤:集权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二、作者自述,故事中的片段情节都在人类历史上有迹可循。
 
而八十年代面临的种种社会风潮,无论是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经济危机以及多元价值的萌发,如今依旧发酵,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部分地区的人民逐渐愿意把自己的权利交还政府,而禁锢女性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抬头。这些都已经不是预言,而是当下。
 
关于集权主义的批判解读已有许多专著文学作品,本文不再赘述,想要谈谈的是原教旨主义的问题。
 
原教旨主义是什么?
宗教原教旨主义说起来离我们不远,无论是基督教中的基要派,美国的宗教右派(即作者假想中的基列国的前身),还是伊斯兰国,其实都是一种原教旨主义。
 
根据《牛津简明世界宗教词典》的定义,原教旨主义指的是那些认为信仰应回归最基本真理和信仰实践的人,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诸多宗教都有此派别。而就基督教来说,原教旨主义者特别捍卫对圣经的字面理解,反对任何从历史或神学角度出发的圣经批判。
 
这样看来,原教旨主义者似乎正如他们所说,最忠于宗教信仰,甚至到了追根溯源的地步,也最尊重信仰,遵从经典的字字句句而拒绝任何诠释(即妥协)空间,也只有他们掌握了上帝的真理。
 
然而,任何一个宗教,只要是在前现代社会时期成型的宗教,翻阅其经典或创教者的言行,必然有着大量在如今看来是政治不正确,甚至反社会,反人类,反文明的言论。
 
这是否代表任何宗教,其实都是禁锢现代人,特别是在剧集的境况中,压迫女性的呢?
 
我只能说,这个锅,任何宗教都不背。
 
大主教们的生育政策,有圣经根据吗?
回到《使女的故事》,基列国的生育政策,将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分配给大主教作为生育工具,为他们不孕的妻子生下后代,其理据正是来自于圣经旧约。
 
原教旨主义者既要解决生育率底下的问题,又必须捍卫一夫一妻的神圣家庭价值,因此使女的地位既不能是小妾,也不是二房,只是一个生育工具,一个行走子宫。
 
大主教和使女之间的性行为不仅有妻子共同参与,还要举行宗教仪式一般的受精仪式,所有家庭成员,包括马大、司机们都必须参加,如同礼拜一样,各人依其身份而站立在固定的位置上,大主教从上锁的盒子中取出圣经,像牧师一样诵读神圣的经文。
 
这种受精仪式,正是透过其仪式感和神圣感,合理化对使女的性剥削,更进一步将使女去人化——做爱、交欢等等描写性行为的词语在此处都不适用,因为这种关系中女方毫无能动性,双方除了性接触没有任何交流。使女只是一个容器,大主教只是在进行抽插动作,然后将精子放置到这个容器中,使之培育出自己的后代。虽然一系列的生理动作若是分隔成不同的环节,和正常的男女性交没有任何分别,但正是因为交流和联系的刻意缺失阻隔,才将使女物化。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作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得孩子原文作被建立)。拉结就把她的使女辟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她同房,辟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创世纪30章1-5节)
 
注:雅各与拉结为圣经创世纪中的人物。雅各被认为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先后娶拉结的姐姐利亚,以及拉结为妻子。
 
从原教旨主义者的角度来说,这段经文正是佐证,说明授精仪式的宗教合法性。他们相信,一个教徒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必须符合神的旨意,婚姻、家庭和生育后代是神的祝福和命令,而当现实出现缺陷的时候,神也自然启示了变通之道。
 
既然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不需要考虑作者处境和读者处境,就必须将经典全盘接受,那我也不在此赘述以使女代替正房,其实是近东游牧民族出于繁衍后代的生存需求,才出现的特殊家庭现象。
 
不如我回到圣经中,来看看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也曾经不孕,甚至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没有子嗣,而更糟糕的是,与雅各的情况不同,亚伯拉罕可是得到了上帝的一再启示,甚至是保证,他的后代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既然撒拉不孕,是不是上帝的意思是,撒拉可以从她的使女那里也得到一个上帝应许的孩子呢?
 
注:亚伯拉罕和撒拉为圣经创世纪中的人物。亚伯拉罕是雅各的爷爷。他和他的妻子的原名为亚伯兰和撒莱,后上帝耶和华为他们重新起名为亚伯拉罕和撒拉。
 
(耶和华)于是领他(亚伯拉罕)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创世纪15章5节)
 
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得孩子原文作被建立)。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创世纪16章1-4节)
 
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作他后裔永远的约。(创世纪17章17-19节)
 
注:以实玛利为亚伯拉罕与夏甲所生的儿子
 
亚伯拉罕和雅各一样,他们的妻子都不孕,而撒拉的年龄甚至更大,已经断了经期。然而,当亚伯拉罕以民俗娶妻子的使女为妾生子之后,上帝却说,他所应许的儿子不是从妾所得,而必须是从撒拉所得。
 
当基列国的统治者以雅各和拉结的故事来粉饰自己对女性剥削的时候,同一本圣经,就在前几章的故事里,却传达出完全不同的意思。如果按照亚伯拉罕的版本,使女们生出的孩子根本不能算是主教们的后代,也更不是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上帝的祝福,蒙神喜悦的方法,应该是继续祈祷等待,一直等到天荒地老,等待奇迹降临,既然上帝能让九十九岁的不孕女性怀孕,对那些太太们,不就更没难度了吗?
 
横向来说,原教旨主义者就是在打自己的脸,那么纵向来看,其实原教旨主义者的道德标准,不仅仅是双标,而是一直都在变。
 
比如说,今日的原教旨主义者,也就是基列国的前辈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像《使女的故事》里一样,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反对婚前性行为等等,但诸如基列国发生的事情要是让他们知道了,肯定立马高举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大旗,要向基列国发起宗教战争了。
 
在基列国,这是上帝的祝福,是神圣的使命;而在当下,这叫做淫乱。
 
当原教旨主义者们指着圣经说,圣经里面明明白白写着上帝憎恨同性恋,你也翻出圣经指着创世纪说,那么不孕不育的夫妻是不是可以找个小三来代孕,他们必定立马说,这些经文是有历史背景的,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按照圣经中的教导,家庭必须只有一男一女blahblahblah。
 
所以你看,原教旨主义者们并非不相信历史背景,原教旨主义者们也不是真正相信经典的一切都可按字面奉行。
 
经文是神圣的,不过某些经文,比另一些经文更神圣;经文都是上帝启示的,不过某些经文,比另一些经文是更重要的启示。而究竟哪些更神圣,哪些更重要,哪些是更需要暴力贯彻的启示,重点还是看话语权在谁的手中。
 
因此,在基列国的权力结构中,女性被剥夺阅读和识字的权力,以防她们能直接接触到真理而挑战权威解释;女性必须沉静恭顺,异见者除了手脚被拘束,口也被封住,生怕她们发出另类的声音。
 
所以说,所谓原教旨主义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掩饰,真正说话的,是躲在背后的权力结构。
 
宗教并非女性的枷锁,父权主义才是
于前现代的,父权的社会背景下写就的圣经,以及其他宗教经典,必然带有浓重的父权思想的沉渣,但即便高举圣经字句的原教旨主义者们,也不得不承认,随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和进步,随着对人权、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的启蒙,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可以完全地照搬经文来实践。
 
原教旨主义者或许会抓住圣经字句,反对同性恋、要求妻子顺服丈夫,但圣经中同样记载的,女人要蒙头,女人必须留长发,这些因为太落后于时代而连他们都得扬弃了。而至于女性是否可以讲道,担任圣职这样争议,虽然不同教派之间仍有争论,但比起写作年代的完全禁止,已经是进步了许多。
 
《使女的故事》写出的是一个以原教旨主义控制社会的集权政治模式,似乎让人觉得,就算宗教本身不是恶意的,但如果能被用来当成杀人工具,不如索性不要罢了。
 
但事实上,宗教并非没有主动性,只能容人随意装扮,宗教同样能够赋权于人,催人进步和解放。
 
正如十九世纪的基督新教,当它传入男权主义家长制的中国社会时,不仅没有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反而推动了中国女性地位提升和觉醒的第一步。基督教创办的育婴堂专收留被父母遗弃的女婴,将之养育长大并提供良好教育;不少教会学校是最早向男女开放的现代学校,更创办大量女子学校,补足私塾教育重男轻女的不足。
 
在女子学校中,学生们接受的除了宗教知识,更有现代科学知识和外语能力,使之谋得可以经济独立的能力,另一方面,西式学校注重体育、慈善等活动,促使女性更主动地参与社会与政治,成为变革中的中国中一股新的势力和声音。不少教会学校毕业的女性都表示,正是看到学校中来华传教或教书的独身女性,让她们渴望命运自主,并看到了相夫教子之外的其他想象,得以不被传统的家庭观念所禁锢,勇敢追寻自己的未来。
 
而尽管基督教会传统上一直扮演着反对同性恋的角色,但随着圣经诠释学和神学的发展,不少神学家和信徒开始反思,圣经中关于反同性恋的经文背后的真正涵义。
 
从历史处境和原文的角度重新解释,不仅为同性恋正名,更发展成了当代神学的显学:同志神学和酷儿神学,从性别认同被边缘化的群体的角度理解信仰。在同志平权运动之中,也有基督教会的身影,2013年香港同志友善教会就发起“彩虹之约”联署,呼吁教会接纳同志并支持争取平权运动。
 
在美国,不少教会不仅对同志的态度越来越正面和开放,甚至已经开始允许同志担任牧師,连传统大公教会圣公会在2003年都已经选出了第一位同志主教。这些例子正体现宗教并非腐朽不变,它同样可以与时俱进,甚至走在时代前列,实践对全人类和整个社会的博爱关怀。
 
无论是《使女的故事》中的基列国,还是当下宗教极端主义的阴云,都令人恐惧警惕。
 
但是,我们所要对抗的不是宗教本身,也不是某种宗教主义,而是躲在这些背后真正的敌人——根深蒂固的父权主义。无论是在宗教内,还是宗教外,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发出挑战父权权力结构的声音,打破它的幽灵,而非皮相,才能自救。
 
本文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选人,生于上海,现居香港。研究领域:基督教历史、区域历史、民族认同与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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