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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艾晓明:如果我儿子是同性恋,定与他一同为权利而战

2015年12月30日,广东暨大一位患有抑郁症的90后男同性恋自杀,留下了一封遗书发表在微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转载和讨论。2016年1月1日凌晨,湖南另一位90后男同性恋,一直因出柜和父母关系紧张,在看到前者的遗书后,当晚内心情绪紧张,没有得到及时干预,最后也不幸选择了自杀。

我们就此事采访了中山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性别教育研究者艾晓明,艾晓明不仅从性别研究和教育的角度,讲述了恐同文化的成因和恶果,还从作为母亲的角度,分析同志家长的困境,提出“改造社会文化才是重点。教育家长,不能脱离这个教育社会的进程”以及“教育要公开,权利要表达”。

艾晓明分享道:“以前学生也问过我,如果你儿子是同性恋你会怎样?我最初的想法是,他最好不是。后来的想法是,如果他是,我能接受。但我很担心,因为他把自己置于危境中,家庭不歧视他,社会要整死他。再后来,我的回答是,如果他是,我们一起为权利而战斗。”

艾晓明(左三)与女权行动派伙伴合影

问:艾老师,怎么看这两天性少数个体相继选择自杀?

第一个感觉是痛心,这么年轻就结束了生命。其次是震惊,因为我们女权研究者/倡导者一直在普及对多元性别的认知,也发起行动,争取不同性取向者的平等。国内的同志平权运动也进行多年,南方如广东一些高校都有同性恋社团。尽管如此,悲剧还是继续发生。这说明已有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必须有更强大的同志运动、更多同志权益倡导群体,展开更多的社会服务;以便平权教育普及到社区,危机干预措施可及时落实。我想,两位同性恋青年的父母、亲友一定非常痛心,他们的离去对个体、家庭、社区、社会都是很大的损失。

我记得暨大的同学在遗书里透露了危机的促发因素:他向家长出柜,家长不太理解。我后来看到的信息是,他的父母都深爱他,家族中有的亲人是接纳他的。也许正是这种亲情,更让他陷入没有出路的纠结。我觉得,同性恋家庭中长辈的反应折射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恐同文化。

恐同的文化传统是异性恋专制的表现,如果这个传统依然强大,如果没有教育新知,家长的抵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和这个社会上很多成员一样,在子女出柜的文化震惊中无所适从。传统的看法一向认为,同性恋是变态、非常态、病态、走偏了、脱轨了。不是高校教科书中还有矫治同性恋的内容吗?所以去年我们中大学生秋白起诉教育部的举动意义非凡。家长的恐惧就是恐同文化逼迫的产物。你吃辣椒父母不会恐惧吧?因为社会接受人们的味觉差异。但是性取向的差异要复杂得多,和社会结构、婚姻制度、权力关系的连接更紧密。一旦你在性取向方面处于不利位置,可能遭受歧视对待,父母的不认同是常态。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对恐同文化的挑战远远不够。

当然我们要进一步问:正常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对错的界限是什么?

同性恋的同学常常要面对父母有关婚恋的追问,这是一个难以逃脱的困境。父母着急什么?因为异性恋的婚恋要在青春期展开各种节目。你的节目迟迟不排练、不登场,是有什么病?各种社会文化仪式都在为异性恋专制推波助澜,亲朋好友祝福、送礼、吃酒、催生。童话、电影、浪漫传奇从儿童时代就开始培育和占领异性恋想象。白马王子、睡美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戏码早已写就,婚庆仪式则赋予性关系以正当性和神圣感,再加上法律文书固定盟约,钱财房产七大姑八大姨连带捆绑一生一世。要维系这种婚姻制度,必须排除差异。

恐同的文化就是这样既定文化和制度一个对立面,同性恋注定被污名、妖魔化。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暴力形式去镇压和祛除人们在性取向上的自由选择。由此,这种一夫一妻异性恋的亲密关系模式才能永固太平。

切除前脑叶手术曾广泛用于同性恋治理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不同的性取向、性爱关系的多元表达、性少数的自由选择,挑战了异性恋专制,引起它(以及集体潜意识)的文化焦虑。但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人生而平等,无论种族、性别、性取向之差异。认同这一点,我们就不难走向认同他人包括同性恋的平等权利。人生而平等本来是无需论证的,人权与生俱来;我们得到尊重并相互尊重,活在社会上才有基本的幸福感。如果说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神圣即在于无条件地认同这一权利。

如果扩大有关边缘人群的范围,我们也可以说,不管是什么体制、社会结构、婚姻制度,剥夺少数人群(有时候权利弱势者的人数还并非少数)的自由选择权即是反人权、不人道的东西,注定被历史淘汰。像原住民、资源匮乏的贫民、过去被歧视的有色人种、在性别上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女性、在经济上被视为低等的第三世界国民等等,都在各种意义上被边缘化。但我们看如今世界,平权运动不断推进,同性恋权益运动也是这个国际性人权运动的组成部分。

再说回高校中的性别教育,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山大学彩虹社的成长可以说明,同志同学多么需要看见彼此,相互扶助。而他/她们也是推动校园性别性取向平等的先锋,彩虹旗曾经在中大南校区、珠海校区高扬。中山雕像前我们齐声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都是我记忆中的风景。

中大永芳堂前学生扬起巨幅彩虹旗

在这样争取人权的行列,无论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同学,大家都那么意气风发,当然不会有人去自杀。所以,性别教育、女权批评、酷儿研究等课程,多多益善。学生能够普遍接触到这样的选修课和必修课,就能长出女权行动派,活出一代人,成为恐同文化终结者。

问: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1. 校方必须要有更多的资源投向性少数人群:这些同学(和老师)要有自己的互助群体,有自己的空间去联谊和行动(教育需要场地,活动需要公示)。必须保障他/她可以自由地使用学校和社区的公共资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开展平等权利的教育,对抗异性恋文化专制。(好吧,我这么说有央视范儿了,有点冒充大学校长的语气了)现实中我们看到,当下很多社会组织被逼退,曾经有过的活动遭禁止。女权小姐妹已经经历了刑拘的洗礼,彩虹还能在蓝天下飞扬吗?

换个角度来看,严寒有益于增强免疫力;放弃幻想,可以重新调整为权利而行动的位置。例如,没有实体的聚会空间,朋友圈、微信群一样可以集结人脉,交流思想。就像黄叶的徒步,也是大有创意的形式,身体力行地积累能量,彰显实力,连接和传递开放的信息。试想,热爱自由的人们行走在大地山川、四乡八野,一封封倡导信到达最边远的城镇,和最不可能见面的陌生人交流有关抑郁症、性暴力以及反抗的斗志,认识友善、冷漠、蒙昧和觉悟,发现自我,启动创意,不是扬起一道更明亮的彩虹吗?

2. 在社区也需要有更多的教育。我看好新一代的同志小伙伴,因为他/她们,已经不再是最初阅读李银河老师同志研究的那些读者。那时,在1990年代,同性恋话题对我自己也是陌生的。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英文书中有关同性恋者的生活故事,恍然大悟道:原来这也是压迫。因为那些孩子和我曾经作为黑五类小孩时的经历完全一样:被社区排斥,被同龄人唾弃;从来无法对人讲述自己的内心生活,也找不到同类来分担成长的焦虑。1999年我在美国访学时看到有关同性恋家长的纪录片,其实无论中外,面对歧视的反应都是一样的。那些长者也同样经历了不安、困惑、痛苦。由于新的知识视野和同性恋社会运动的普及,他们和子女重新缔结了爱的纽带。

纪录片《彩虹伴我心》讲述了同志妈妈和孩子相处的故事,该片导演因视频被下架而起诉广电总局

目前在中国城市中,还少有专门机构做反恐同的社区教育,遑论乡村。像这两天你们为同龄人之死这样忧虑,这样迫不及待地希望及时干预。这种动力要传达到大众媒体那里。需要有更多的信息来覆盖到相关人群,引起讨论,揭示问题,寻找原因。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发起讨论也是有效形式,在微信圈中,其实有关同性恋、抑郁症等精神现象的论题很少,相当边缘化。压迫都一样,能见度不一样。有些压迫是显性的,例如最近反家暴立法了,明显的打老婆就要被起诉。但还有一些压迫是隐性的,非婚伴侣间的暴力、约会暴力等。隐藏更深的心理和文化压迫,形式也常常更曲折。家长用爱绑架成年子女,限制他/她们对性伴侣的自由选择就是其一。

当家长成为恐同文化的代理或共谋时,这种冲突给子女带来的心理创伤往往是巨大的。

3. 反思对家长的要求。我也是做母亲的人,将心比心,我能理解作为长辈的心情。以前学生也问过我,如果你儿子是同性恋你会怎样?我最初的想法是,他最好不是。后来的想法是,如果他是,我能接受。但我很担心。因为他把自己置于危境中。家庭不歧视他,社会要整死他。再后来,我的回答是,如果他是,我们一起为权利而战斗。

我说这个的意思是,父母出于爱,为子女安全计,当然不想他变成少数异端。他最初的出发点不一定是保卫传统文化,但是希望孩子少受伤害。出柜的同性恋,摆明了是在权利资源薄弱的状态。邻里怎么看,领导怎么看,怎么找工作?即使父母能接受,父母在文化上也就加入了性少数群体;他们被迫要承担子女同样的压力。还有,就算父母可以理解,但能够提供的保护也是有限的。况且,父母的理解还需要时间,也许就是那一点点迟疑,却成为一个青年跨不过去的障碍。

说到底,改造社会文化才是重点。教育家长,不能脱离这个教育社会的进程。

4. 教育要公开,权利要表达。我记得原来可以自由出境时,一次开会路过阿姆斯特丹。在一座桥边,我看到有人留下花篮。上面写着致某某,他曾经是一位同性恋者,某年某月在此地跳河自杀。花朵开始枯萎,依然引人凭吊。

阿姆斯特丹的同志游行

在开放的国家和地区,每年五月都有在同志骄傲的游行。游行的意义是这个群体必须被社会看见,参加游行者神采飞扬,人们着装自由奔放,出奇斗胜。你能看到各种身体的色彩、姿态和性别表达。那一天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最绚烂的日子,你会发现人性可以多么张扬、热烈、团结以及绚烂。每一种表达方式都在强调自我的独特性和存在的权利,我们学校彩虹社的很多同学,在这一天也会去香港参加同志骄傲游行。这一天是解放日,也是向全社会告知解放的道理:每个人都有权利生存而且让生命怒放,无论彼此如何不同。

我在香港也参加过同志骄傲日的游行,我还有拍摄了2005年在泰国曼谷召开的亚洲首届性、性别与权利大会。我们当时把这个纪录片送给很多高校教师,让他们用于性别教育(当然有人认为太敏感而拒绝)。

※ 本文为NGOCN原创,采访人:明燚;整理人:文硕。如需转载,请发送邮件到editor@ngocn.net获取授权。媒体合作请联系yanggc@ngoc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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