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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轮替与公民社会发展:台湾NGO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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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台湾大选,今年绿营形势大好,有望再度执政。台湾政党轮替也影响着社会运动和NGO的活跃度,自上次政党轮换后,台湾公民社会又经过了八年的发展,它变成什么样子了?如今对岸的年轻公民、NGO、社会行动者都在做什么?

 

NGOCN专访台湾学者、《书写台湾第三部门史》主编萧新煌,谈谈对岸的公民社会与NGO。

 

萧新煌系台湾社会学者,研究领域包括社会运动、民间公民社会与亚洲新兴民主、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研究,主编有《书写台湾第三部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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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公民社会怎么样?

 

Q:台湾现阶段的公民社会存在怎样的问题?

A:第一是新陈代谢问题,公民社会组织一定要多吸纳新生代,现在的新生代有点青黄不接,虽看到一些新生代了,但是还没有进入领导阶层,还是老一辈在主导。刚开始是大家都是年轻人,我那时候30岁,现在都60多了。老的NGO领导人是不愿意退,还是不肯退,还是退不下来,很可能都有。接下来这些60岁以上的人,生活不愁了,好像也可以继续做,现在30岁的,马上接重任,薪水都不多。鼓励和引进新人上来,培养人才,老一辈还是要慢慢交班。

第二是自主性,到目前为止,维持自主性都还好,很少被收买,国民党也没想过要收买NGO,NGO也根本不信任国民党,民进党会来拉拢,但是NGO主张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彼此尊重。

第三就是财力,财力对于服务型的诱惑比较大,就会造成大的社福团体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而大的跟政府关系就越来越密切。这是接下来公民社会发展的问题之一。但这是服务型的,对于抗争型的来说,比较没有刚才讲的财力(依赖)问题,抗争型的,本来政府就不会给你钱。

 

Q:那对于抗争型的NGO,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A:财力问题,维持贫穷,但是不能穷到倒闭就好。通常一个倡导型NGO每年募款几百万(台币)就好。像台湾主妇联盟、公督盟、司改会、公权会、环保联盟每年都会募款,我们都会去。抗争型的团体一定不能有钱,有钱一定会腐败。有钱你就不会努力求生存,就会没有斗志。假如一个抗争型的团体很有钱,那反而是有问题的。

 

▲主妇联盟发起的反转基因行动

 

Q:根据资料,台湾第三部门从业人数大约12万,算是比较低,且财力也不算大,但社会影响力却不低,这种影响力是怎么产生的?

A:就是长期所累积的公信力。社会肯支持,但往往要十年、二十年才会产生(公信力)。今天如果环保联盟和消基会被政府欺负了,人民一定向政府抗议,而且捐款给这些NGO。

 

Q:现在台湾还多提社会运动吗?怎么看待公民社会与社会运动的关系?

A:多。公民社会是组织化的社会力量,公民社会组织他们从事的是社会运动。很多概念,像NGO、NPO,他们也会从事社会运动,但是当我们讲到公民社会,我们一定都会涉及到社会运动,NPO、NGO不一定做社会运动,NGO、NPO只是在描述他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一个不以营利为目标的组织,但一说到公民社会,隐含的就是他在倡导,在推动民主和社会进步。所以社会运动是一种公民社会组织的目的和诉求方式。所以社会运动组织,当然都是公民社会组织,但不是所有的公民社会组织,都会投入到社会运动。

如果我们拿台湾48000多家NGO来看,就是10%的社会运动组织。但对于这48000家组织,我还是会通称他们都为公民社会组织。

 

Q:在大陆,很多时候运动被认为是很不好的事情,您为什么认为社会运动是好的?

A:在台湾,社会运动是很正面的,特别是民主化以后,这就要靠知识分子去正名,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正名,社会运动是好的,是健康的。

最朴素的观点,改革是好的,反民主和威权政治是不好的,民主是好的,因为民主是好的,而社会运动是有助于民主的,所以就是好的。在台湾,目前反动的保守派的社会运动不明显。

 

▲反服贸行动

 

Q:最近两三年比较台湾大学生参加社会运动明显增加,为什么这几年会兴起学生参与?

A:我觉得是年轻人政治意识的觉醒,过去年轻大学生,对政治都比较冷感、陌生。这一点必须指出来,跟中国的影响有关系,国民党这些年来的亲中的态度,让很多台湾人产生很大反感。亲中没有好处,反而造成贫富不均,造成两岸特权、权贵,造成买办;政府又说,没有不行,经济需要。但当大家看到,我的生活不是这样,这是在骗我;年轻人觉得我的前途茫茫,政府说与中国经济来往很重要,却又大搞黑箱作业,大家就更不满了,这一切都混在一起。

产生反感的原因,第一是对民主不能生根巩固感到挫折,第二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是负面的,所以越来越不满,当然,也很不满国民党。然后年轻人就起来了,318太阳花是最典型的,我们现在就是处在「后318时代」。

 

倡导型NGO不一定要多

 

Q:刚刚也提到倡导NGO比较少,台湾近5万多家的NGO中只有10%是倡导,为什么比例这么低?

A: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要抗争很辛苦,要冒险,人家不会称赞你,钱也不会捐给你。在我看来,10%其实是恰到好处的,日本创议NGO的比例更低,有一本英文书讲日本的双元公民社会,书名叫「Japan’sDual Civil Society: Members without Advocates」(2006年),主旨就在说日本的NGO有很多会员,但很却少倡导抗争者,一大堆会员都想做好事,但是不是敢做需要勇气的对事,则是另外一回事。

 

Q:为什么?

A: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世界和社会都是保守的,我1979年回来台湾迄今,观察了30多年,发现社会一直都没有变。心态还是要改革、要改变,看不惯就要讲话,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可能就是这10%的一份子。要让这个世界不一样,那就寄望这些10%的NGO,用公民社会力量去改变保守、守旧、怕变动的社会。所以为什么台湾NGO当中90%是慈善服务型的,大多数NGO都想去做好事,这没有错,但也要有一些人透过抗争去做对的事。

慈善型和社区型NGO做善事,抗争型的做是非之事,所以我们也不能期待说要到20%,重要的是力量,不是数量。

 

Q:倡导型是否会存在一些比较大的张力,比如说做善事做服务的他们不认可做倡导的,认为做倡导的做得太激进?

A:还好,不会的,他们彼此之间相安无事,在这一点上,他们彼此之间或许保持一些距离,但偶尔也会相互合作,现在还有一个新趋势,2000年以后,那些服务型的开始也会站出来倡议和抗争,他们开始觉得,我一天到晚在服务,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一家接着一家,却都没有看到大环境改变,也就是说政策不改,个人服务好像事倍功半,所以他们也会提政策意见,要政策改变,他们这些服务慈善等组织有向左靠的倾向。另外那些倡导抗争型的,像主妇联盟,本来也是抗争型的,现在开始在做服务了,比如说生活消费社会的开办,所以抗争倡导型组织也有往中间靠的趋势。

 

Q:所以也有一些混合型的,既做服务,也做倡导。那在您的观察里,这些NGO是怎样去深度影响社会的变革的?

A:我想举最早的消基会的例子,透过媒体,开记者招待会,食品检验和公开检举,我当时是创会董事之一,我们囊括所有的学者专家,各行各业,食品的、妇女的、儿童的,律师和医生也都有。消基会从一开始是倡议起家,但也很快就从事法律服务。另外还有台湾环保联盟,环盟就是上街头抗争,但一到了社区,他们也做倡导服务和法律扶助。这些团体文武兼备,发挥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才能相信。

 

▲消基会动员公民自我检测空气PM2.5值

 

Q:上面这些都是本身属于倡导型的,那服务型的呢?

A:不少服务型团体也不再只是默默做好事,像励馨基金会(妇女)、家扶(儿童)、伊甸(残障)、创世(植物人、街友、老人)、仁启(智障),也开始对相关政策求变、发言倡导。

 

Q:您刚才举例的消基会、环境联盟、主妇联盟等,他们带动了哪些变化?

A:我的观察是倡议型公民社会组织在过去30年启蒙了6个典范移转,如自由民主、公平、人权、福利和永续。而服务型的NGO则强化了3个社会价值,如社会慈善、社会改良和社会信任。

 

保护自己,如何“低调”做倡导

 

Q:作为倡导抗争的NGO要注意哪些事情?

A:看阶段,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时候的抗争也是要很小心的,政府一定会抹黑你,说你是有政治企图,这个一定要解释清楚,让社会大众取信我们是没有政治企图的,而且要说得温和,所以在起步,要把自己保护起来,要「非政治化」和低调。第二,一定要广寻朋友,媒体关系要搞好,获得社会大众支持,减少威权政府对你的破坏,不能横冲直撞。当然,这是早期的,等政治开放和自由以后,就没有什么太多顾虑了。

 

Q:做倡议,要怎样低调?

A:所谓低调指的是「政治低调」,要设法避免被抹黑说跟某一个政治党派是挂钩的,其实本来就没有,但一旦被抹黑,就会比较难获得社会更多的「信服」。在戒严时代的时候还没有民进党,但已有党外力量,所以必须与党外维持一定的合理距离。

 

Q:在台湾拿境外资金会有问题吗?

A:这个在台湾不是问题,境外(国际)资金和声援反而是有帮助的,觉得这是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但其实在台湾从一开始(1980年代) ,就已经没有国外的钱和资助进来,因为台湾从1971年以来就退出UN。

 

Q:对于NGO领导者个人来说,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A:个人的言行要小心,要言行一致,不要哗众取宠,不要虚应做事。如果是学者出身,一定先做好一个称职的学者。如果是律师出身,要是个好律师,自己不能出纰漏,企业家也是。基本上,从事公益和社会运动,除非是专业NGO工作者,否则总得是在本业做得好,行有余力再来做NGO。

另外个人不要利用NGO去得到政治利益。台湾从NGO投入政党的,如环保团体,福利团体是有的,这无可厚非,只要做得对就好,社会大众也不会质疑,但如果自己没什么能耐,一天到晚想去当官,那就会被看透。但是对于NGO专业从业工作者来说,除了对NGO的宗旨和目标要有充分认同之外,专业知识和能力也很重要。此外,人品也很关键。

 

台湾NGO发展史

 

Q:您去年出版了《书写台湾第三部门史,上下两册》,书中提到第三部门发展主要是在80年代开始,那在这之前的戒严时期,情况是怎样的?

A:在戒严时代的「第三部门」只能算是隐性的存在,而且集中在慈善、福利救济和所谓的中产阶级和商界的「私人俱乐部和协会」像青商会扶轮社和狮子会。就算是做慈善,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所以在80年代以前,这些机构都是有钱的,有政治靠山的,为政府所信赖,例如企业家,和国民党关系很好的,它成立后也主要是发奖学金等等。

到了80年代后,就比较类似直接服务的机构。在70年代有社区发展型组织,那是政府引导的;到了80年代,才开始有一些比较草根的社区组织,都是政治敏感性不那么强的。政治敏感性最强的当然是倡导类的NGO,而且只在80年代才冒出来,在此之前的倡导活动,都是政府许可和认可的,因为这还是戒严期。在戒严期内的1980-1987年,也因为有这些倡导型的NGO的存在和呼吁,才促使了国民党解除戒严。所以NGO的兴盛不是解除戒严的结果,而是解除戒严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Q:为什么80年代NGO会发展起来?

A:这和经济发展有关,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国际媒体和知识的传入等有关,知识分子带来很多新观念,很多留学生回来,像环境概念、环境消费者、妇女平权、人口、人权、和平这些都是在80年代,很多翻译的书也出来了。所以有趣的事情在于,现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翻译的书,有没有人看?看了以后有没有想?想了以后敢不敢做?对于台湾来说,那个时候大家都很饥渴,追求知识,认为政府应该少做错事,多做对事。

我是1979回来台湾的,所以我本人就是目睹者,也是其中的参与者之一。一回来,我就倡导消费者运动,还和两个学生一起写了一本关于消费者运动的书,书名是「台湾的消费者运动:理论与实际」(1982年),书中引用了很多西方和全球的概念。

 

Q:80年代有很多像你这样的启蒙者出现吗?

A:应该是的,都是30几岁的人。高等教育很重要,国际知识和全球理念的接触更重要,像当时很多青年出国深造又回来。媒体和出版也很关键,一些年轻的记者会引述一些普世价值的观念,用最通俗的话来说,这就是民智开化。像一些NGO的主事者,就都是一些比较「特定」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仅仅是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是不够的。

到目前为止,所谓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保守与进步混杂在一起的,你不能期待这个阶级的力量,这个力量要到选举才会表现出来,但四年才一次选举,何况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选举。所以我的意思是一定要有一批进步型的知识分子,进步型的中产阶级,他们愿意投身去组织那些强调改革、要求民主的NGO。不是所有的NGO都有推动民主的功能,有些NGO是花瓶,有些是被政府收编的。所以我们通常说的,有中产阶级就有民主,不对,有NGO就有民主,也不对,一定有一些特定的中产阶级、特定的NGO,在不同的政治转型的历史阶段里面投入不同的努力,民主才会发展起来。

 

Q:您刚才说的「进步型」的中产阶级,他们又是怎样产生的,也是国外留学归来的人吗?

A:倒不一定,有一些是本土的中产阶级但他们有积极接触国外的经验。他们也接触媒体的信息,但媒体一定先要有独立性。当然一样重要的是要有一些在执政党之外的「反对派的力量」或「党外运动」。70年代,有一些非国民党的反对势力慢慢兴起,所以这不是单一力量,媒体、党外运动、NGO都有的。当然,那个时候媒体环境也不那么自由,不过报道消费者运动、美国的环境运动、国民党政府要怎么改进,政府也没甚么正当理由禁止。

 

Q:那个时候,媒体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A:当时台湾的媒体整体来说还是保守的,主要的大报,如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央日报不是亲国民党,就本身是国民党。但是中时和联合在1980年代也开始开小窗户,让一些比较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学者执笔,以「专栏」的方式出现。比较有自由派、民主派立场的代表就是自立晚报和民众日报。但相对来说,阅报量少得多,不过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自立报系代表着台湾民主的力量。至于电视则全都是保守的,个个都漂漂亮亮,脑袋却空空。

 

Q:从80年代到现在,NGO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A:80年代是最精彩的,我称之为台湾社会运动的黄金时代,也是社会力兴起的十年。90年代则是政党政治兴盛。2000年以后,因为有第一次政党轮替,社会力反而消沉。因为民进党执政以后,社会运动团体反而不便大出手,总得手下留情,或是有所期待,不然就是蜜月期、观察期,最后反而很失望。

所以2000~2008年,社会运动、NGO,尤其是抗争型的,其实是蛮挫折的,要打也不是,不骂也不是。到了2008年又复活,国民党又上台了,社会力反而很振奋。所以2008到现在,NGO又蓬勃了起来,因为宿敌国民党的保守权力集团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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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社会力指的是什么?

A:「社会力」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开明派学者、崇尚自由的作家和抗争型的NGO(服务型的也可以勉强加进去)。只要是求变的社会力量,就叫社会力,但必须是比较有组织化的。有组织的行为可以包括知识分子定期写文章,参加会议,做公开演讲和座谈会,以及多数NGO用上述各种途径去倡议、呼吁改革和求变。

「社会力」这个概念主要是引用1970年代,许信良等人写的一本《台湾社会力的分析》,他们当时讲的「社会力」,其实是阶级力量,但我认为只指阶级力量是不准确的。我把「社会力」扩大使用,把它当作是台湾整体发展的力量之一,第一阶段是政治力,就是党政军,再来是经济力(民间企业),然后就是80年代社会力,到了90年代三力共合共存或角力,我的意思是说,从三个力的角度来看,90年代其实是在角力,但如果单独看NGO,特别是看社会运动的变迁,80年代当然是(黄金年代),90年代反而比较消沉。一方面在角力,一方面在揣摩。当然社会力长期以来一般说来较支持民进党,但2000年以后,则反而比较是观望和失望,但社会力一向对国民党从来没有好感。

 

Q:这些角力是在社会的层面发生,还是在党派之间发生的?

A:对各个党派,社会改革力量及其组织毫无疑问在内心深处,他们是支持民进党、反对国民党。但是他们也不是死心塌地的,到今天为止,其实不同的政党,像第三势力、时代力量、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其实也都有NGO出身和学者出身的,他们都不是政客,他们和民进党的关系若即若离,他们的立场是希望与各政党保持距离,对民进党也采取「监督」的立场。

 

Q:那现在NGO、党派、其他部门,是否也呈现多方角力的态势?

A:确实是如此。当然我分析的重点是从社会力(NGO、公民社会)出发。对民间公民社会团体的「民主改革」目标与各政党(第一部门)、各种企业(第二部门)都必须发挥制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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