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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社工:国家权力与专业发展的杂交新品种

几天前,东莞某社工机构发布了一则“维稳社工”的岗位需求,从该机构业务“以岗位社工服务为基础,以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机构实体化发展载体,重点发展项目服务”来推断,“维稳社工”是该社工机构提供的一个岗位社工服务,应该是跟综治维稳部门对接的。

 

这个“维稳社工”的职位要求里有一项“扎实的专业功底,认同社会工作价值理念”,这让人不由得问: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该去做维稳工作吗?以社会工作的专业功底做得了维稳工作吗?我们先不急做价值评判,先来了解下在这个国家“维稳社工”实际上是如何。

 

 

维稳社工:维什么稳?

 

2009年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的上访家庭服务项目“维稳妈妈”吸引了一些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该项目服务对象是因动迁安置引发的群访女性及其家庭。社工采用个案辅导、小组工作和社区活动等方式介入。在一篇对“维稳妈妈”的专题报道中,社工主管表示,“社工服务是为了解决妇女的家庭需求,目的不是为了维稳……我们要看到‘立体的人’,看到他们不同的家庭困难和矛盾,以及心理焦虑、社会疏离等问题,而不是简单把他们当作‘访民’”。

 

“维稳妈妈”把政府敏感的维稳工作委托给专业社工机构,这当时在国内并不多见。短短几年来,虽然“维稳社工”作为一种职位名称还不被广泛使用,但是各地政府管理部门已纷纷在综治信访维稳部门引入专业社工。

 

2010年,广东深圳福田区实行网格精细化管理,集中群防群治力量,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专业社工”联帮,对精神病人、吸毒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人群,实施单位、社区、家庭“三位一体”安置帮教衔接机制

 

2011年,广东佛山顺德建立首个信访维稳社工服务站,该项目负责人、鹏星社工服务社总干事彭红芳表示,“专业社工介入,安抚信访对象情绪,化解或解决信访对象的心理问题,做政府不方便做的事。”

 

可见,当前国内的“维稳社工”不只是面向上访户,还面向一切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点人群”,在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里,一般群众也可能会成为“维稳社工”的工作对象。维稳社工涉及的领域是综治维稳、社区矫正、禁毒帮教等,一些社工机构在注册登记时便将这些领域写入了组织的业务范围。这真是:不管你觉得合不合理,它反正就在哪里。

 

 

维稳,专业社工只是小角色

 

华东理工大学朱眉华教授曾指出,信访工作是一个矛盾调解、问题解决、风险预警的重要领域。信访工作体系中,一直强调的是政府部门间的合作,较少关注到社会力量参与协同的成效。而社会工作介入信访领域的探索,正是期望通过第三方的参与、专业介入方法的运用,以形成合力来一起解决社会难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然而资料显示,一些社工目前虽然被纳入综治信访维稳体系,但他们还只是这一体系里很小的一部分。

 

在上海,有了“维稳妈妈”项目后,并不能说社工成为了当地的维稳主力。一份党委文件写道,“将基层妇女干部和专业社工两支社会力量纳入其中,才能成为化解信访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据一位妇联人士称,当地妇联的工作重心将是培养“知心大嫂”骨干向“准社工”转化。

 

同样是在上海,黄浦区司法社工站综合办公室社工师曹彦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一支有一定年龄、一定社会经验,并具备社会工作资质的专职维稳社工队伍,是当前及今后社区维稳的关键”,而他所说的专职维稳社工队伍,是指对街道综治干部、社保队员进行社工知识和技能培训,将其转化为专业社工,同时也可临时购买司法社工服务,但由于司法社工中的大学生缺乏对上访者开展工作的社会阅历和经验,需要街道对他们进行培训。

 

看来,现实中的维稳工作,被看重的是社会阅历而不是所谓专业知识,而被认为适宜从事维稳社工的,暂时未见得是受过高校社工教育的专业社工。

 

 

维稳社工出现,大陆社会工作何去何从?

 

维稳社工在现实社会悄悄出现、快速生长,这对我们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从《社会工作概论》一课起,老师就会告诉学生,社工是代表服务对象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促进人权解放的,而现实中的维稳社工要以社会稳定为自身使命,这就产生了伦理冲突。更有甚者,认为现在的社工被行政化得厉害,所有的社工都可以说是广义的维稳社工。维稳社工该不该有,社工怎么去面对维稳工作,已不可避免地成为高校和实务界要认真面对和严肃讨论的问题。因此,笔者在此尝试提几点思考抛砖引玉:

 

第一,作为现代化社会分工的产物,社会工作乃至整个社会福利制度都是有维稳的功能和角色,是要在维稳与人性化之间找平衡。但是在不同时期,社会工作承担维稳角色的缘由和程度不同,其中既关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政策走向,也在于社工群体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抱持中产阶级的地位而远离底层社会。

 

第二,维稳在中国的含义,是集权国家对个体的控制,是基本不讲人权的,为控制事态往往连法治都不讲。当下中国社会工作行业自主性有待建立,目前以弱小的专业力量进入强势的维稳体系开展工作,要么空有“第三方”身份实则边缘化而难以作为,进而被更有社会阅历和更精通“救火”、“人盯人”战术的那一群”取代。要么沦为强势维稳部门的隐形打手,成为依靠集权国家的、纯社会控制的、没有专业伦理的畸形胎儿。

 

第三,社工可以在人性化的工作里实现维稳功能,做更多的预防性和发展性的工作,让人们在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方方面面获得公平的机会。但是,社工难以在维稳体系里实现人性化的功能。为了生存,或许是要接受当下社工的人性化工作被赋予一定维稳功能的政治期许,但若要为维稳工作贴上社工人性化面纱,则是一个专业社工应该慎行的。

 

最后,笔者并不想否定社会工作与维稳工作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已退休副教授朱志强在1982年曾经在香港惩教署工作,那时监狱署改革为惩教署,想较为着重感化和教导,但九个月后他便离开了,主要因为未能融入惩教文化而意志消沉。但他认为在惩教署学到了很多,看清了自己的限制和不成熟,也确认自己对社会工作的喜欢是因为能在比较人性化、自主性高的工作氛围里工作。可是回望那段日子,他说,“若我有今天的成熟和领略,我便比较懂得如何在一个不以社工价值信念为主导的社群和机构内自处,也许能够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地坚守自己的社工价值,一直干下去,不轻易放弃和离开吧。”

 

在维稳体系里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地坚守社工价值,可能吗?

 

 

参考文献:

赵一海:《上海浦东:专业化的社工“维稳妈妈”》?,南方周末,2012年1月10日

綦文生、王文福:《基层维稳的路径探析——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 《人民论坛》,2010年第26期

朱眉华:《社会工作介入信访领域的探索与思考》,《容志》,2012年第4期上

朱志强:《在妥协中坚持盼望》,载于《微光处处》,曾家达、梁玉麒主编,香港社会工作总工会出版

 

 

*本文为NGOCN原创,作者:萧安。如需转载,请保留此声明及原文链接,并完整转载,注明:本文转自“NGOCN”,微信公号(NGOCN02)。媒体合作请联系yanggc@ngoc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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